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何淼:摸索法律人的成长路

 

  “还好没留下遗憾。”1999年大学毕业,经历每次司法改革。刚成为员额法官的何淼在脑子里把“一五”到“四五”纲要放了遍“小电影”,很是感谢那个不停奔跑的自己。

  在那孤单如隧道的青春岁月里,入职杭州铁路运输法院,既非铁路人也非法院人的身份迷茫中,群鸟飞离,黑夜侵袭笼罩着他,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法律人的成长之路。

  直到一道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,光芒万丈闪得人眯缝着眼,他铆足劲儿狂奔下去。

 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并轨成为省内唯一的跨行政区划基层法院,何淼成为行政庭负责人。

  何淼出身于教师之家,家族藏书甚丰,自幼喜欢文史。即便那年代崇尚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,文理科成绩均衡的他高中时还是选择了文科。

  分数很高的师兄师姐报考法律专业,也增加了法律神圣的光环。当他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招生“大字报”时心生欢喜:要是能考进这里就好了。

  何淼自我定位“不聪明但一直很勤奋”,在高考时如愿以偿,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。

  这回他赶了次时髦,带“国”字头的专业很牛,与国际接轨的感觉。但进“象牙塔”后才觉得所学知识的确尖端但面窄,对实务培养也太少。

  1999年大学毕业,何淼来到光明的人生转折点:浙江省当年不招公务员,他进入杭州铁路运输法院,“好歹与法官沾点边”。

  但那年月,更多同事为铁路人,唯他在内心深处卑微地以法律人自居。“如同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。”何淼回忆道,特别是2007年后改制那5年,铁路和法院系统三不管,几乎无政府状态。“作为年轻人内心苦闷,不知会改向何方。还好没有停止,一个人在走,但信念也是脆弱的,很多想法无法共鸣,也不知是否看得到光明,那扇厚重的历史之门何时能打开。”

  一个青年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在黑暗中摸索着。案子少,没人管,就自己多看书、多写东西。2001年春天全国第一次司法考试,何淼一举通过;2007年通过上海法官遴选考试,晋升审判员。

  那时杭铁业务上接受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理。要晋升审判员,需接受上海“两考一培训”: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+上海全市统一的遴选考试+上海全市初任法官培训。

  到上海培训,他自我介绍“杭州铁路法院的何淼”时,常常遭遇“铁路也有法院”的惊诧。

  何况案子依然很少,任命法官也很难大展拳脚。离开的同事有去做律师的,有去银行法务的,再相遇时自是带着颇高的市场身价和精彩的社会八卦。

  “这是我与法官连接的唯一纽带,我不能走。”何淼还是不能接受彻底脱离法官职业。

  家人也不希望他为钱而奔波。“我至今觉得当法官很好,物质待遇虽然不高,但这是我的理想。”何淼说,“有见解、有思想的朋友不会因物质不尊重你。”

  何淼留下来,作出两个选择:到案子多的地方去;没有案子时多思考多学习多写论文。“没有仗打,就自己搞演习练兵,培养法律思维。”

  2002年,杭铁接受上海法院委托执行债务人在浙的所有案件。执行庭一下子忙起来,人手不够,调兵遣将时很多年轻人不愿去,“执行就是打打杀杀的事儿”观念太深。何淼去了,“有案子就有舞台。”

  要接受上海全市法院委托执行,为了结案,搞“零点行动”、特事特办是家常便饭。先把被执行人铐起来再说,通知家属送钱来。这几招屡试不爽,也就越用越顺手,但也出现很多不规范的地方。

  何淼在这舞台不仅有仗打了,还在思考“兵法”。面对这“粗放式的执行模式”,他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势必要进行改革,强制执行活动要从立足于追求债权的最大限度实现,而首先考虑效率,转变为更多考虑预防执行权滥用。

  为此,200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《对建立执行抗告制度的探析》,探讨要对执行权进行监督。

  杭铁并轨法院系统后,2014年开始受理大交通纠纷(包括地铁纠纷和城市高架道路纠纷),何淼再次受遣成为民庭法官,担纲业务“主力兵”。

  杭州一家物流公司要往西藏运货,与金某签订运输协议,不料金某的运输车辆起火燃烧,造成货物受损。为此,物流公司将金某和其车辆登记单位晟顺运输车队告上法庭。运输车队辩称车辆仅仅是靠挂,金某自己经营,对外承运。

  自当年3月受理“大交通”案件以来,运输合同纠纷一直是主要类型,约占2/3。而此类靠挂车辆的责任承担问题,也成了带有普遍性的、有分歧的法律问题。

  “公路上几乎所有运输车辆都挂着运输公司门徽,有很多都是靠挂在运输公司名下的,不挂靠连运输资质都没有。这种情况下,如果发生纠纷,是让那些农民司机个人承担责任还是运输公司也要担责?”何淼说,目前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或权威判例可以援引或参照。

  他在审委会讨论时力陈己见:“运输公司让实际车主挂靠,并允许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,当实际车主对外承运时,就是授权代理行为。出现问题,委托人当然应该担责。”他分析,实践中,挂靠行为本来扰乱社会秩序,司法要发挥杠杆作用,锤子敲在这边,运输公司收了管理费就要承担严格管理责任。而且运输公司比起农民司机,更有实力承担责任。

  在审委会达成多数意见后,通过向上级法院请示,此类疑难问题形成示范性案例:“运输合同不管是以谁的名义签订,不管有无靠挂协议,只要事故车辆有公司运输证,运输公司都要担责。”

  2012年,杭铁确定并轨法院后,何淼有了“拜师学艺”的地方。他先后4次到杭州市江干区、滨江区人民法院以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挂职,分别在执行庭、知产庭和行政庭锻炼。

  在滨江法院知产庭时,审理一商标侵权纠纷,原告商标用在剪刀片,被告是美国百年企业,商标用在裁布机机器零部件,两个商标都批下来了,一旦重合就有纠纷。被告商标使用在先应受保护,但裁布机机器零部件是否包括剪刀片,假定商标分类没有错误,就要做限缩解释,但被告被诉,势必造成国际影响。

  “这就要权衡,我们只能和自己切磋,直接下判,当然是有风险的。”何淼说,具体案例就这样,没办法找个老师告诉你该怎么办,法官必须不断自我提升。

  要承受的还有法治进程中的办案委屈。在江干法院执行局,一“老赖”欠下两三万元就是不肯给,被拘留当天下午5时,“老赖”的母亲搀扶着刚做完脑部中风手术的父亲赶来,用手指着何淼的鼻子骂:“放不放人?不放死在这里!”

  大伙动员被执行人家属拿出一部分钱给申请人,才能放人。而申请人一听要放人:“我不同意!你们法院一点威信都没有!”

  左右为难,委屈之后,何淼想到平素执行中的两难:在房屋腾退时,被执行人妻子怀孕,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居住,法官怎么执行?如今,脑部中风的父亲要求释放唯一的儿子回家照顾家庭,法官又该怎么办?

  在实现债权人的合法债权、保护债务人家庭基本生存权和公共利益之间,何淼说:“法律是衡平的艺术,在理直气壮的强制执行中是否应有执行豁免来建立利益平衡机制?何况这也是宪法保障人权光芒辉映到社会现实的具体化。”

  何淼于2014年撰写《最后衡平的艺术——对强制执行豁免制度的反思》,荣获杭州市法院系统学术研讨一等奖。

  “幸亏那时自己没放松,不然如今跨区审判拓展后,那么多案子怎么办得了?”何淼成了杭铁法院新设行政庭负责人,2016年开始受理以区、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行政案件,一年审理200多件。

  行政诉讼法修改后,行政行为有轻微瑕疵,也要确认行政机关违法,这道“紧箍咒”越收越紧,但司法的社会功能何在?“行政行为正确或问题很大,审判都很好办,该维持或败诉都黑白分明,但更多时候是瑕疵、轻微瑕疵。”何淼说,比如行政机关笔误,把非法建筑的“非法占地面积”写成“非法建筑面积”,行政奖励金额2400元写成3400元,非法建筑地址写错门牌号,“这些都是轻微瑕疵,而且是重要事项的轻微瑕疵,是否直接确认违法?”

  1970年出生的何淼至今保留强烈时代烙印,喜欢两首英文歌:卡朋特《Yesterday Once More》和杰克逊《Heal The World》。“那时高呼治愈世界,如今司法立意要高,有着治愈社会情怀,而不仅仅是法匠。”

  仅仅确认违法,判下去简单,治愈社会的功能却难实现。何淼认为,法律技术是重要的,但法院和行政关系仅仅是简单对立吗?应该既有对立也有支撑,对于行政机关善政遇到问题时,着眼点要实质性化解纠纷,而非仅仅事后评价。

  杭铁行政案件都是经过复议的,复议机关往往抱着“陪太子读书”的态度来陪审,在庭审质证和辩论中一般都赞成原行政机关的意见,少有发挥作用。

  何淼一年走访各区县行政机关交流座谈20多次,推动刚柔并济的联动机制,借助行政机关合力化解纠纷。

  在建德一矿山安全案件中,山脚下的村民认为矿主没有采矿许可证,未经批准擅自施工,严重侵害其居住环境,所以向国土、交通、环保等多部门举报投诉。

  由于矿山安全生产问题涉及面广,影响周边住户生活环境,系列集体性诉讼仍在持续“发酵”中。何淼追加矿业公司为第三人,专门跑到建德对矿山建设进行现场踏勘,最终判决不支持村民诉求。

  判决送达时,再次释法并强调:“你可以上诉,但这个判决是本着法官良知所作,而且我可以继续做工作,尽量补偿村民损失。”

  然后借助复议机关即建德市政府力量,召集国土、交通、环保等开协调会,促成矿山公司给予村民物质补偿,并承诺安全施工,保障村民原有生产生活条件。

  何淼说,行政审判理念不仅要实质性化解,还将进一步深化上升为和行政机关一起治理社会,引导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,引导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。

  行政案件本身缠诉缠访多,不少代理律师公然违反庭审纪律,在庭审中发表偏激言论,甚至相互串联制造事端。庭审直播成为新常态后,挑战着行政法官庭审驾驭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。

  “很多代理律师都是所谓维权斗士,胜诉了都是他的功劳,败诉就是法官太黑。对庭审直播求之不得。”何淼说,目前基本上午下午都会排期开庭,如果知道直播,律师肯定一辩一天,把戏做足,等于在网上无偿做广告。“这就考验着庭审艺术性,像一场钢琴演奏会有起有伏,刚柔并济,对当事人恶劣行为必须制止但不能太刚,否则庭审开不下去,影响其他开庭。”

  “基层庭长首先是法官,是审判长,要主审疑难繁案。”何淼如此定义行政庭长身份,首先要练好自己武功,带好审判团队,适应新常态。

  去年G20杭州峰会前夕,杭铁受理5件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行政案件。5名原告以自己是墨拓手艺传承人为由,申请撤销杭州市文广局认定的传承人名单,并对相关规范性文件提起合法性审查。

  这是全省首例此类案件,又是国际普遍关注问题,影响着杭州人文环境“软实力”。何淼勇挑重担,拓展审判思路,请出6名非遗传承人评审专家出庭,通过“事实问题尊重专家判断、法律问题交给法官裁判”,让庭审更有公信力、判决更有说服力。

  我到杭铁分管审判业务部门,和何淼一起搭建行政审判团队,在一穷二白基础上他敢于担当,探索崭新的行政审判流程,带头办理疑难案件,形成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当言行处理机制、滥用诉权和扰乱法庭秩序行为遏止机制、紧急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“三项机制”,表现出高水准的专业素养,这也让人很是佩服,在铁路案件很少的法院环境里,他名校毕业的基本功和专业素养,在十多年的岁月里丝毫没有荒废。

  何淼工作很是认真仔细,因为跨区行政审判大家都处于摸索状态,很多事情他都事必躬亲,一丝不苟。每个要改判复议机关的意见都要上审委会讨论,他的审理报告非常详细,还很贴心地附上相关的行政法规、行政规定,对复议决定不合法、不合理之处条分缕析;撰写裁判文书时也能考虑到每个点,分析很到位。

  何淼进入杭铁,带来一股清流。在铁路职工氛围浓厚的环境里,他一直心怀法律信仰,保持学习状态,积极参加挂职锻炼,不断拓宽视野。任劳任怨,只要工作需要,听从调配到案子更多的部门去,成为业务上有生力量。

  他为人处世很实在,在办案中坚持法律原则、做人底线,哪怕审委会委员有不同意见,他也敢于力陈观点,不会在业务交流上唯唯诺诺,这不仅是因为他办案心思坦荡,也有利于审委会讨论案件时更熟悉案情,形成更为公正客观的意见。

  现在他负责行政庭,这么快能捋顺上路很是不容易。民告官案件放哪儿哪儿都怵,当事人闹访多。最初放到杭铁管辖还有很多人不服气,要申请回避,何淼带着审判团队顶住了压力,经受住考验,2016年审理260多件案子。

  何淼还有作为好法官不可或缺的一点,他一直是个很有原则的人。作为法律人,作为主审法官,如果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妥协了,也不是好事。

  跟着何老师办案,才知道勤奋的法官是怎样的。我因为要赶车7时45分到单位,他基本上7时就到了,中午也不午休,看书看案卷,晚上不加班也是少有的。

  他审理案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好法官是怎样的。办理民事案件调解率很高,注重证据细节,最大程度还原事实真相;办理行政案件时综合思考能力很强,灵活运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,软硬兼施,实质性化解纠纷,取得更好社会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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